卡夫卡式是什么意思
1、卡夫卡 百度百科
(1)、11/观念的不同从一只苹果便可以看出来：小男孩的观念是，他必须伸直脖子，以便刚好能够看到放在桌面上的苹果；而家长的观念呢，他拿起苹果，随心所欲地递给同桌者。
(2)、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常常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寓言性投影，但格里高尔·萨姆沙身上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东西。当他一觉醒来变形为一只甲虫时，他心里惦记的只有一件事情：以这个新的身份，他如何按时去办公室。他的头脑里只有服从和纪律，他的职业早已使他习惯于这些。他是一个雇员，一个职员，就像卡夫卡笔下的所有人物一样；这样一个职员不是社会学类型那种意义上的(像在左拉的作品中那样)，而是作为一种人的可能性，作为存在的基本方式之一。
(3)、因此，我们应当说，卡夫卡式的故事代表了人及其世界的一个基本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并不是被历史所决定，它或多或少永恒地与人相伴随。
(4)、翻开英语辞典对卡夫卡式具体的定义，通常会得到超现实与噩梦般的荒谬、怪奇和超展开的意思。牛津辞典将它解释为「压迫或噩梦般的性质」，而韦氏辞典则建议：如噩梦般的复杂、荒谬，或不合逻辑的性质。
(5)、*这头牲口夺过主人手中的皮鞭来鞭挞自己，意在成为主人，但它却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是由主人皮鞭上的一个新结产生的。
(6)、权力的催眠之眼，对自己罪行的苦苦搜寻，排除以及被排除所带来的极大痛苦，对顺从的定罪，现实的幻象性和档案那魔法般的现实性，对私人生活的不断侵犯，等等——历史在其巨大的试管中对人所施行的所有这些实验，卡夫卡都都在他的小说中施行过了(时间上早了许多年)。
(7)、身为著名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他曾戏称自己三分之一是奥地利人，三分之一是普鲁士人，三分之一是中国人。正因如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也毫不客气地一一指出。
(8)、卡夫卡是著名的奥地利作家，在他生前并没有很出名，但在他死后，由好友整理并发表出来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影响力包括现代在内的好几代作家。
(9)、在卡夫卡的世界里，档案扮演了一个柏拉图的理念的角色。它代表了真正的现实，而人的身体存在只是一个投射在幻想之幕上的影子。实际上，土地测量员K和布拉格的那位工程师都只是其档案卡的影子；他们甚至连这个都远远不如：他们是档案中的一个错误的影子，甚至没有资格作为影子而存在。
(10)、“话语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呈现，需要不断彰显，拥有话语权就拥有了彰显的平台。因此社会上所有的人都需要借助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寻求最大化的呈现和表达机会；同时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话语者赢得社会地位，并由此获得社会利益”。
(11)、在卡夫卡式的世界里，喜剧不是悲剧的对应物(悲喜剧)，这一点不像莎士比亚；在这个世界里，更轻松的笔调并没有让悲剧变得更可以忍受；它没有伴随着悲剧，根本没有，它把它摧毁在萌芽状态中，因此剥夺了受害人有希望得到的惟一慰藉，在悲剧的庄严崇高(真实的或假想的)中得到的慰藉。工程师去国离乡，每个人都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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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阿玛莉亚试图为自己的家庭辩护。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不仅不可能找到裁决的来源，而且裁决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上诉，求饶，你必须首先被宣判有罪！父亲恳求城堡宣布他的女儿的罪行。因此，说罚求其罪是不够的。在这个伪神学的世界，被罚者恳求认可他们的罪！
(14)、卡夫卡的作品由德语写作而成。这并非出于偶然。不如说这是作品的根本。构成其作品的思想即存在于德语写就的句子中。如此一来，卡夫卡的思想由德文语法结构而决定。卡夫卡具有德式思想，他所思考的每一件事均由这一语言的语法前提所结构。当其作品被翻译为其它语言，卡夫卡的思想便在结构上变形了。因此，任何与这些被翻译的思想的所谓的共感都实际上可能基于错误。对于卡夫卡的作品而言，内在于所有翻译的困难都显现出非凡的价值。书面德语，“高级德语”，与大多数其它文明的语言相比，是较少被整合统一的语言。事实上，书面德语是一种置身于方言之间的“混杂语”，它隐晦地反映出作者所处地域的方言。卡夫卡以布拉格语言写作，这种语言是一种自成一格的高级德语。它是一种不属于任何正宗方言派系的文学性语言，因为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由知识分子或伪知识分子构成，而且完全与斯拉夫族群环境隔离。这一官方人造语言起源于布拉格查尔斯四世帝国的首相公署办公室。它触发了现代“高级德语”的创生。在此意义上，布拉格德语是“最纯粹的”、即最干涩最缺乏想象的德语。另一方面，该语言经受了捷克语言的连续影响。布拉格德语甚至在不必被同化的情况下部分直接地由捷克语言的结构构成。其结果是，它形成了这样一种语言，它使官方发音的刻板与以最怪诞方式混合的语言相结合。这里我举出两例，第一个例子以显示其人造性，另一个例子以显示其语言的混合性：“Einrückengemacht”(“einrücken”,“被起草”,来源于捷克语“by’todveden” )与“Wasistdirindashinein?”(“Mischdichnichtein”,“别插嘴”或“少管闲事”,来源于捷克语“Cojetidotoho?” )卡夫卡的作品中不乏此类习语。
(15)、*两种可能：把自己变得无穷小或本来就是这么小。第二种是完成式，即无为；第一种是开端，即行动。
(16)、同时，他也不无感慨地提到：“今天我们做活动的地方，就是百年前的老邮局，在当时，发电报是邮局的主要业务之一。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电报，就是以最简洁的文字，表达最完善的意思，这样看来，卡夫卡的行文风格，也正如电报一般。”
(17)、这个地方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呼吸与以往不同了，太阳旁闪耀着一颗星星，比太阳更加夺目。
(18)、《判决》以一个年轻的商人在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悠然自得地给朋友写信开篇，让读者误以为会有一个轻松的故事发生。然而事实却是，这个故事最是让人不寒而栗。儿子原本那么敬重、爱戴父亲，那爱戴犹如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爱；然而转瞬之间父子俩剑拔弩张，如临死敌。儿子既要维系着表面上的恭谨，又不可遏制地冒出愤恨的念头，两人的心理战让人窥探到一个父子关系的深渊。父亲突然的死亡判决更是让人瞪大眼睛，跌掉下巴。联系着卡夫卡的《致父亲》，很自然会联想到这是卡夫卡对父亲、对父权的控诉。然而卡夫卡宇宙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含混神秘特质带来的多解义性，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重读这个故事，读者读到的将是一个自我审判的卡夫卡：《判决》是一个将熟未熟的年轻人站在成人世界门口的犹豫踟蹰，是卡夫卡对这种犹豫不决的自我审判。当然，从不同角度还能够读到更丰富的涵义。
(19)、只有在这里，受难就是受难。那些在这里受难的人并非在别的地方会由于这种受难而升腾，而是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受难的事，在另一个世界上(一成不变，仅仅摆脱了它的反面)是极乐。
(20)、撇开神秘化和传说不谈，没有任何显著的痕迹可以追踪到弗朗茨·卡夫卡的政治兴趣；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同于他在布拉格的所有朋友，不同于马克斯·布罗德、弗朗茨·韦尔弗、埃贡·艾尔温·基希，也不同于所有的先锋派作家，他们声称了解历史的方向，沉湎于召唤未来的面孔。
2、什么是卡夫卡式风格?
(1)、猎犬们还在庭院里嬉耍，但那猎物却无法逃脱它们，尽管它正在飞速穿过一片片树林。
(2)、人们常常感到疑惑，不知道卡夫卡的小说究竟是作者最个人化的、最私人性的冲突的投射，还是对一种客观的“社会机制”的描述。
(3)、KarlLessing|LandscapewithCastleRuinsandRiders(1878)
(4)、卡夫卡写的并不是宗教寓言，但“卡夫卡式的故事”(既是在现实中，也是在虚构中)和它的神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伪神学)维度密不可分。
(5)、答案可以在他写给米莱娜的一封信中找到：“办公室并不是个愚蠢的机构；它更多地属于荒诞的王国，而不是愚蠢的王国。”这句话包含了卡夫卡最大的秘密之一。他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现象对于人、对于人的境况以及对于人的未来的巨大重要性，而且还有(甚至更加惊人)办公室的荒诞性中所包含的潜在诗性。
(6)、这样的解释在我看来是错的(因为它在卡夫卡理解人类生活切实境况的地方看到了寓言)，但也还是颇能透露实情：凡是权力把自己神化的地方，都会自动产生它自己的神学；凡是权力像上帝一样行事的地方，它就会唤醒对自身的宗教情感；这样一个世界可以用神学的术语来描述。
(7)、工程师于是去了内政部。在那儿，人家跟他说，对，肯定是个错误，可这不是他们内政部人的错，他们是从驻伦敦使馆的秘密机构那里收到关于他的报告的。工程师让他们辟谣。人家跟他说，不，辟谣，那做不到，但保证他不会有什么事，他尽可高枕无忧。
(8)、“许多人认为卡夫卡是一位忧郁的怪人，一个除了做自己不喜欢的办公室工作之外一心扑在写作上的呆子，这样的想象滋生了很多关于卡夫卡本人的流言。”事实上卡夫卡热爱运动和健身，是个游泳健将，他喜欢旅行，爱好广泛，常去电影院看电影，还喜欢阅读科技新闻，尤其是航空类新知识。与许多艺术家不同，卡夫卡的生活习惯甚至极其健康，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也不喝茶。
(9)、“sein”这个字在德语中有两个意义：“存在”和“他的”。
(10)、作为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波西米亚的犹太人，卡夫卡幼年时布拉格正处于文化和语言的十字路口，从政治上看，捷克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德国是官方语言，但他家乡人民大多是希望独立的；从文化上看，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被飞速的现代化进程和民族融合等原因，卡夫卡小说中有许多难解的形象和隐喻，书中解释，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卡夫卡的小说中有激烈的情感和戏剧性，而“作家本人似乎也并不打算让我们完全读懂”。
(11)、总之，卡夫卡的守门人是一种隐喻，其意义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所谓网络时代，于是，法的门前又有了新的故事，其主角这一回变成了信息。人们发现，信息操纵并支配着法的运作方式，谁掌握了信息、掌握了信息的来源便掌握了法，拥有解释法的权力。网络科技打破了传统的规则，超越了国界和法律的领域。口令和密码成了进入网络空间的新的守门人。“它们是制造了人与法的距离，还是有利于人们进入法门？新科技更可能服务于个人，加强我们的自治，赋予我们力量，还是更可能侵犯我们的隐私，维持现状，并且服务于既得利益者？它为我们提供了赶走守门人的工具，还是为已经就位的守门人提供了支持？”因为信息传播的快捷和科技的更新发展，我们是否需要重新立法以便更有效地保护个人隐私和自由？还是更应该立法允许监控任何人的言行，以保证公共安全，实现全球反恐的宏伟目标？法的守门人在今天又增添了新的任务和职责，当然又有了新的矛盾和困惑。
(12)、实际上，如果诗人不去寻找“藏在背后某个地方”的“诗歌”，而是从一开始“介入”，服务于一个已知的真理，那他就放弃了诗歌的使命。先入之见的真理，是叫做革命还是叫做异议，是叫做基督教信仰还是叫做无神论，都无关紧要，是更有道理还是更没道理也无关紧要；一个诗人只能服务于有待发现的真理(它令人头晕目眩)，如果服务于别的真理，那他就是一个伪诗人。
(13)、但是，如果人的生活只是一个影子，真正的现实在别处，在不可到达的地方，在非人的或超人的地方，那么，我们突然进入了神学的领地。实际上，卡夫卡最早的评论者便把他的小说解释为宗教寓言。
(14)、一天，阿玛莉亚收到来自一位城堡官员的下流信件。盛怒之下，她把信撕得粉碎。城堡甚至不需要批评阿玛莉亚的鲁莽之举。恐惧(我们那位工程师在他的秘书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同样的恐惧)自己实施了一切行动。没有命令，没有来自城堡的明显信号，每个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对阿玛莉亚一家避之唯恐不及。阿玛莉亚试图为自己的家庭辩护。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不仅不可能找到裁决的来源，而且裁决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上诉，求饶，你必须首先被宣判有罪！父亲恳求城堡宣布他的女儿的罪行。因此，说罚求其罪是不够的。在这个伪神学的世界，被罚者恳求认可他们的罪！今天的布拉格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人名誉扫地，甚至找不到最卑贱的工作。他徒劳地寻求对下面这个事实的证明：他犯下了一宗罪，禁止人们雇佣他。裁决无处可寻。由于在布拉格，工作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他最终被指控不劳而获；这意味着他犯有逃避工作之罪。罚求其罪。第四：布拉格工程师的故事有点像滑稽故事，一个笑话：它令人捧腹。有两位先生，都是十分普通的家伙(不是“检查员”，像法国传统中那样)，一天早晨让躺在床上的约瑟夫·K大吃一惊，他们告诉他，他被逮捕了，接下来吃光了他的早餐。K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务员：他没有把这两个人从他的房间里赶出去，相反，他穿着睡衣站在那里，开始啰哩吧嗦的自我辩护。当卡夫卡向他的朋友们朗读《审判》的第一章时，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包括作者本人。菲利普·罗斯想象过《城堡》的电影版：格劳乔·马克思扮演土地测量员K，奇科和哈勃演两个助手。是的，罗斯完全正确：喜剧与卡夫卡式故事的实质密不可分。但是，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喜剧，对那位工程师来说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安慰。他被困在他自己的生活笑话的陷阱里，就像碗里的一条鱼；他发现这并不好笑。事实上，只有当你在碗的外面时，一个笑话才是笑话；相反，卡夫卡式的故事把我们带进了碗的里面，进入了一个笑话的内部，进入了喜剧的恐怖中。在卡夫卡式的世界里，喜剧不是悲剧的对应物(悲喜剧)，这一点不像莎士比亚；在这个世界里，更轻松的笔调并没有让悲剧变得更可以忍受；它没有伴随着悲剧，根本没有，它把它摧毁在萌芽状态中，因此剥夺了受害人有希望得到的惟一慰藉，在悲剧的庄严崇高(真实的或假想的)中得到的慰藉。工程师去国离乡，每个人都哈哈大笑。
(15)、扬·斯卡采尔说，“诗歌”一直在那儿等待我们，不可改变，“已经多年”。然而，在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里，不可改变难道不是一种纯粹的幻想。
(16)、因为看到你那么愤怒，大家心里会想，怪不得他会疯，瞧瞧他的表现，这样你就怎么也说不清了，这就是卡夫卡式欺骗。
(17)、一些浪漫抒情的人喜欢鼓吹废除私密和私人生活的透明，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展开的那个过程的性质。极权主义的起始点类似于《审判》的开头：你在床上莫名其妙地被人逮了起来。他们就像你的父母从前经常做的那样走了进来。
(18)、生活中人人都在扮演角色，但又不是人人都有话语权。李雪莲想要维系婚姻，却被“假离婚”，想要挽回婚姻，却被说成是“潘金莲”。
(19)、《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当萨姆沙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那薄情寡义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当有一天他变成了甲虫，丧失了劳动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渐渐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
(20)、文学作品是才智的表达。它是才智的文学样式。通过如此实现，知识分子参与到普遍讨论中来。文学作品因而参与到了我们粗略地称为“文明”的重要对话中。作为如此对话的必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有两个根本方面：它终止以前的对话，并且创造下一个对话。
3、什么叫卡夫卡式
(1)、诗人A是共产d的一位大名人，在1950年代经过一次斯大林主义的审判之后遭到监禁。在牢房里，他写了一本诗集，书中宣称，尽管经历了种种恐怖，但他依然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那不是出于怯懦。诗人把自己的忠诚(对迫害者的忠诚)看作是他的美德、他的品行端正的标志。在布拉格，那些开始知道这部诗集的人带着一种微妙的讽刺，给了它一个标题：“约瑟夫·K的感恩”。
(2)、自原罪以来，我们认识善与恶的能力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偏偏在这里寻找我们特殊的长处。但在这种认识的彼岸才开始出现真正的不同。这种相近的表象产生于下述原因：没有人仅仅获得这种认识便满足了，而一定要努力将这种认识付诸实施。但他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力量，所以他必须摧毁自己，即使要冒这样的风险：摧毁自己后甚至可能会得不到那必要的力量，但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作此最后的尝试(这也是吃认识之禁果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死亡威胁之真谛；也许这也是自然死亡的本来意义)。面临这种尝试时他畏惧了；他宁可退还对善与恶的认识(“原罪”这一概念可追溯到这种恐惧)，但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倒退，而只能搅混。为此目的产生了种种动机，整个世界为它们所充斥，甚至整个可见的世界也许亦只不过是想要安宁片刻的人们的一种动机而已。这是一种伪造认识之事实的尝试，是将认识搞成目的的尝试。
(3)、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师可以明白这句话：他档案中的一个错误将他抛向了伦敦；就这样，他在布拉格游荡，成了真正的幽灵，寻找着丢失了的身体，而他进进出出的那些办公室在他眼里仿佛来自一个未知神话的漫无边际的迷宫。
(4)、他对这一论断——他也许拥有，却不存在——的答复，仅仅是颤抖和心跳。
(5)、揭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困境和困惑感，是卡夫卡小说的第三方面的内容。这一类作品表现的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在这类作品中，短篇小说《地洞》最有代表性。卡夫卡通过一个小动物的心理活动，生动地展示了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小人物生命没有保障、生活不得安宁的困境。长篇小说《美国》写的基本上也是现代人的孤独、失落和无家可归的困境。
(6)、把一部小说置于这样一个服从的、机械的和抽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的惟一冒险是从一间办公室搬到另一间办公室，似乎与史诗的本质南辕北辙。因此，问题来了：卡夫卡是如何设法把这样灰暗的、反诗歌的材料转变成了引人入胜的小说？
(7)、剧情：纽约的上班族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夜晚，他和一个刚认识的女人冒险去深夜约会。当他发现自己处于闹剧环境中时，这变成了一场噩梦。
(8)、其把灰暗的现实和梦魔般的主观意识，孤独、恐惧、悲苦的情绪表现在创作中，将锐利的斧头击碎心中的冰海，向人们倾诉心声和希望，言辞间闪烁着理想的火花；
(9)、有一天，在我的一个老朋友家里目睹了一个小小的场景之后，我认真思考了这个秘密。那个女人1951年在布拉格的斯大林主义审判期间遭到逮捕，被指控她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当时，有数以百计的共产d员处在同样的境遇中。他们一辈子都把自己完全跟他们的d联系在一起。当d突然成了他们的起诉者时，像约瑟夫·K一样，他们都同意“要仔细审视他们的整个生活，他们的全部过去，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为的是找到隐藏的犯罪，最后供认想象出来的罪行。我的这位朋友设法救了自己的命，因为她有异乎寻常的勇气拒绝着手——像她的同志们那样，像诗人A那样——“寻找自己的罪行”。拒绝为她的迫害者们提供帮助之后，对于最后的审判秀来说她就没有什么用了。于是，她非但没有被绞死，反而活着走出了监狱。14年后，她完全被恢复名誉，并被释放了。
(10)、首先，在职员的官僚主义世界里，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的自由；只有命令和规则：它是服从的世界。
(11)、真正的敌对者那里有无穷的勇气输入你的体内。
(12)、这样说来，你可能忍不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卡夫卡的意象活在布拉格，因为它们预言了极权社会。
(13)、有两位先生，都是十分普通的家伙(不是“检查员”，像法国传统中那样)，一天早晨让躺在床上的约瑟夫·K大吃一惊，他们告诉他，他被逮捕了，接下来吃光了他的早餐。K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务员：他没有把这两个人从他的房间里赶出去，相反，他穿着睡衣站在那里，开始啰哩吧嗦的自我辩护。当卡夫卡向他的朋友们朗读《审判》的第一章时，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包括作者本人。
(14)、非法移民，加上一份那样的声明，可不是一桩小事。那得坐20年牢。我们这位工程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丝毫不用怀疑，文章提到的就是他。他的秘书走进办公室，看到他大吃一惊：我的天哪，她说，你回来了！我搞不明白——你看没看到人家是怎么写你的？
(15)、这样说来，你可能忍不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卡夫卡的意象活在布拉格，因为它们预言了极权社会。
(16)、顾彬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为《写作就是卡夫卡的人生》，其中提到“我们都知道，怀念不只是情感方式的打开，更是所有写作的开始”。他表示，自己第一次读到卡夫卡，是大概18岁的时候，从《骑桶者》开始，陆续读完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
(17)、许多亡者的影子成天舔着冥河的浪潮，因为它是从我们这儿流去的，仍然含有我们的海洋的咸味。这条河流对此感到恶心不堪，于是翻腾倒流，把死者们冲回到生命中去。但他们却欣喜万分，唱起感恩歌，摸着这愤怒的河。
(18)、我的朋友约瑟夫·什克沃雷茨基(JosefSkvorecky)在他的一本书里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19)、如果说我如此热情地拥抱卡夫卡的遗产，如果说我把它当作我的个人遗产来捍卫，那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模仿不可模仿的东西(并重新发现卡夫卡式的世界)是值得的，而是因为它是小说(作为小说的诗歌)彻底自治的一个绝佳实例，任何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实例。
(20)、现代史上有这样的趋势：在广阔的社会维度上产生卡夫卡式的故事：权力的逐步集中，倾向于神化自身；社会活动的官僚化，把所有机构变成无穷无尽的迷宫；以及作为结果的个人的去个人化。
4、什么是卡夫卡式小说
(1)、因此，今天被公认为一个社会政治预言的，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他们这位孤僻而内向、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中的伙伴的作品，怎么会是这样？而且，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方遭到禁止？
(2)、因此，今天被公认为一个社会政治预言的，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他们这位孤僻而内向、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中的伙伴的作品，怎么会是这样？而且，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方遭到禁止？有一天，在我的一个老朋友家里目睹了一个小小的场景之后，我认真思考了这个秘密。那个女人1951年在布拉格的斯大林主义审判期间遭到逮捕，被指控她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当时，有数以百计的共产d员处在同样的境遇中。他们一辈子都把自己完全跟他们的d联系在一起。当d突然成了他们的起诉者时，像约瑟夫·K一样，他们都同意“要仔细审视他们的整个生活，他们的全部过去，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为的是找到隐藏的犯罪，最后供认想象出来的罪行。我的这位朋友设法救了自己的命，因为她有异乎寻常的勇气拒绝着手——像她的同志们那样，像诗人A那样——“寻找自己的罪行”。拒绝为她的迫害者们提供帮助之后，对于最后的审判秀来说她就没有什么用了。于是，她非但没有被绞死，反而活着走出了监狱。14年后，她完全被恢复名誉，并被释放了。这个女人被捕时有一个1岁大的孩子。从监狱获释之后，她就和自己15岁的儿子重逢了，从那以后便和儿子一起住在她那间偏僻简陋的住所里，过着卑微而快乐的生活。她变得强烈地依恋这个孩子，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有一天，我去看他们——那时她的儿子已经25岁。伤心而愤怒的母亲正在哭泣。原因十分琐碎：儿子睡懒觉，或者诸如此类吧。我问那位母亲：“为什么对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如此烦恼？这值得哭吗？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是儿子替母亲回答了我的问题：“不，母亲做得并不过分。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棒的勇敢女人。在每一个人都垮掉的时候她坚持住了。她希望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是真的，我确实睡过了头，但母亲为之而责备我的比这深刻得多。这是我的态度。我自私的态度。我想成为我母亲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你可以作证，我答应她我会的。”d对这位母亲从未做到的事情，母亲却对她的儿子做到了。她强迫他认可一项荒唐的指控，“罚求其罪”，强迫他公开供认。我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幕微型的斯大林主义审判，我立刻理解了，在一些重大的(显然也是难以置信的和非人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和那些控制私人性的(十分正常的和非常人性化的)情境的心理机制，其实是一样的。卡夫卡那封写给父亲的、却从未寄出的著名信件证明，正是从家庭中，从孩子与父母被神化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卡夫卡获得了“有罪化技巧(techniqueofculpabilization)”的知识，这成了其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在《判决》(一个和作者的家庭经验密切相关的短篇小说)中，父亲指控儿子，并命令他投河淹死。儿子认可了子虚乌有的罪行，并顺从地跳进了河里，就像在后来的一部作品中一样，他的后继者约瑟夫·K被一个神秘组织控告，顺从地任人杀戮。这两次指控、两次有罪化和两次处决之间的类似之处揭示了，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家庭里私人性的“极权主义”和他更大的社会视野中的极权主义之间的关联。极权主义社会，尤其是就其更极端的版本而言，都倾向于废除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边界；随着权力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它也就越来越需要公民的生活变得完全透明。生活没有私密，这个理想与模范家庭的理想是一致的：一个公民根本没有权利向d或国家隐瞒任何东西，正如一个孩子没有权利对他的父亲或母亲保守秘密一样。在他们的宣传中，极权主义社会抛出了一个田园诗般的微笑：他们希望被看作是“一个大家庭”。人们常说，卡夫卡的小说表达了对社会共同体和人类交往的强烈渴望，像K这样无根的存在只有一个目标：战胜孤独的诅咒。如今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句陈词滥调，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它还是一种误解。土地测量员K一点也不寻求人群和他们的温暖，他并不试图成为“男人当中的男人”，像萨特笔下的俄瑞斯忒斯那样；他并不想要得到社会共同体的接受，而是希望得到一家机构的认可。为了得到这种认可，他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他必须宣布放弃他的孤独。这是他的地狱：他决不是孤身一人。城堡派来的两位助手一直跟着他。当他第一次和弗丽达做爱时，这两个人也在那儿，坐在吧台旁看着这对情侣，打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从他们的床边缺席过。卡夫卡耿耿于怀的，并不是孤独的诅咒，而是对孤独的侵犯。卡尔·罗斯曼(KarlRossmann)持续不断地被每一个人骚扰：他的衣服被卖掉了，他惟一一张父母的照片被拿走了，在集体宿舍里，就在他的床边，男孩们的箱子时不时地掉落在他身上；两个无赖，名叫罗宾逊和德拉马什，强迫他搬进来和他们一起住，还有肥胖的布律纳达，她的呻吟声始终回荡在他的睡梦中。约瑟夫·K的故事也始于对私密的破坏：两个无名无姓的人来逮捕正躺在床上的他。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独自一人的感觉。法庭跟踪他，监视他，对他说话，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一点一点地消失了，被形影不离地跟着他的那个神秘组织吞噬殆尽。一些浪漫抒情的人喜欢鼓吹废除私密和私人生活的透明，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展开的那个过程的性质。极权主义的起始点类似于《审判》的开头：你在床上莫名其妙地被人逮了起来。他们就像你的父母从前经常做的那样走了进来。
(3)、对此，顾彬认为，我们应当返回过去，返回古典时代，重读孔子、庄子，让它们帮助我们认识世界，重建“知足”的内心。
(4)、除了一个精神世界外，别的都不存在。我们称之为感性世界的东西，不过是精神世界中的恶而已，而我们称之为恶者，不过是我们永恒的发展中的一个瞬间的必然。
(5)、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卡夫卡式的(Kafkan)故事”。这个说法源自于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仅仅被一个小说家的想象所决定，充当了描述某些情境(文学的或现实的情境)的惟一的常用形容词，其他任何词汇都不足以让我们理解它，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心理学的理论，都没有给我们理解这种情境的任何钥匙。
(6)、A.是目空一切的，他以为他在“善”方面远远超出了他人，因为他作为一个始终有诱惑力的物体，感到自己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来自各种至今不明方向的诱惑。
(7)、当我还生活在布拉格时，我经常听到人们把d的总部(一幢丑陋的、有点现代的建筑)称作“城堡”。同样频繁的是，我会听到d的二把手(门德里奇同志)称之为“Klamm”(捷克语中的klam更加漂亮，意思是“海市蜃楼”或“骗局”)。
(8)、64/逐出天堂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永恒的；被逐出天堂已成定局，在尘世生活亦不可避免。尽管如此，过程的永恒性(或照尘俗的说法：过程的永恒的重复)却使我们不仅期望有一直留在天堂中的可能，而且事实上一直有留在那里的可能，不管我们在这里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点。
(9)、卡夫卡写的并不是宗教寓言，但“卡夫卡式的故事”(既是在现实中，也是在虚构中)和它的神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伪神学)维度密不可分。
(10)、理解这种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之大小不超出你双足的覆盖面。
(11)、可既然人的生活只是影子，既然真正的现实在别处，在不可企及处，在非人处，在超人处，那么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神学。确实，最早诠释卡夫卡的人都把他的小说解释为一种宗教寓言。
(12)、当我还生活在布拉格时，我经常听到人们把d的总部(一幢丑陋的、有点现代的建筑)称作“城堡”。同样频繁的是，我会听到d的二把手(门德里奇同志)称之为“Klamm”(捷克语中的klam更加漂亮，意思是“海市蜃楼”或“骗局”)。
(13)、依我看，卡夫卡的思想主旨可简要地归纳为：迂腐、过度组织的、荒诞无能的上帝病症与自我厌倦只是人们对于虚无之反思的日益增长的积累。思想的进程与人类存在的进程恰恰是在虚无之方向中的进程。它导向了一种对虚无之经验的组织层级式的变化。厌恶与无聊是焦虑的另外一面。相似地，上帝是思想的另外一面。“神秘感”是厌恶与焦虑的相遇。这种相遇是同时思考尼采二原则的真实经验：“任何事物皆为权力意志”，“永恒轮回”。卡夫卡是尼采的存在化身。
(14)、黄晞耘：波尔多的佳酿与源自英格兰的宪治思想
(15)、批评家称其为“卡夫卡式”几乎是一种反思，但这只是描述性的术语，而不是解释性的术语。这部电影是关于城市生活的警示性故事吗？目的是什么？纽约可能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在午夜后醒来，但他们很少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系列奇怪的巧合之中，这些巧合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果人们确实在阴谋反对您，您就不会偏执，但陌生人不会对您进行阴谋使您偏执。
(16)、「BOOK CLUB」?栏目：分享喜欢作家的短篇。
(17)、人们常说，卡夫卡的小说表达了对社会共同体和人类交往的强烈渴望，像K这样无根的存在只有一个目标：战胜孤独的诅咒。如今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句陈词滥调，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它还是一种误解。
(18)、我14岁时第一次读到《城堡》，这本书今后再也不会那样彻底地让我心醉神迷，纵然它所包含的广博浩瀚的认知(卡夫卡式的全部的真正含意)当时是我所无法理解的：我头晕目眩。
(19)、如果说我如此热情地拥抱卡夫卡的遗产，如果说我把它当作我的个人遗产来捍卫，那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模仿不可模仿的东西(并重新发现卡夫卡式的世界)是值得的，而是因为它是小说(作为小说的诗歌)彻底自治的一个绝佳实例，任何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实例。
(20)、但在那种情况下，历史(一直在改变的)对诗人来说代表了什么呢？
5、什么叫卡夫卡式的隐喻
(1)、什克沃雷茨基笔下的那位工程师会这样理解：他的档案中的一个错误把他抛到了伦敦，于是他在布拉格周围游荡，一个名副其实的幽灵，寻找他丢失的身体，而他曾经拜访过的办公室，在他看来似乎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迷宫，来自某个无名的神话。
(2)、自我控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自我控制意味着：要在我的精神存在之无穷放射中任意找一处进行活动。如果不得不在我的周围画上这么一些圈圈，那么最佳办法莫过于：瞪大眼睛一心看着这巨大的组合体，什么也不做。观看相反使我的力量得到增强，我带着这种增强了的力量回家就是。
(3)、这样的描写夸张生动，深刻揭示了主人公的主观感受，生活中充满了灾难，人随时会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荒诞的情节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的非理性。
(4)、撇开神秘化和传说不谈，没有任何显著的痕迹可以追踪到弗朗茨·卡夫卡的政治兴趣；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同于他在布拉格的所有朋友，不同于马克斯·布罗德、弗朗茨·韦尔弗、埃贡·艾尔温·基希，也不同于所有的先锋派作家，他们声称了解历史的方向，沉湎于召唤未来的面孔。
(5)、权力的催眠之眼，对自己罪行的苦苦搜寻，排除以及被排除所带来的极大痛苦，对顺从的定罪，现实的幻象性和档案那魔法般的现实性，对私人生活的不断侵犯，等等——历史在其巨大的试管中对人所施行的所有这些实验，卡夫卡都都在他的小说中施行过了(时间上早了许多年)。
(6)、下午三点，《有意拖延的告别》新书分享会正式开始，塔楼座无虚席。本书作者于荣健，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电视人于学周，《青岛文学》执行主编高建刚一同来到活动现场，以对谈的方式，畅聊卡夫卡的文学与人生。
(7)、人们常说，卡夫卡的小说表达了对社会共同体和人类交往的强烈渴望，像K这样无根的存在只有一个目标：战胜孤独的诅咒。如今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句陈词滥调，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它还是一种误解。
(8)、有两位先生，都是十分普通的家伙(不是“检查员”，像法国传统中那样)，一天早晨让躺在床上的约瑟夫·K大吃一惊，他们告诉他，他被逮捕了，接下来吃光了他的早餐。K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务员：他没有把这两个人从他的房间里赶出去，相反，他穿着睡衣站在那里，开始啰哩吧嗦的自我辩护。当卡夫卡向他的朋友们朗读《审判》的第一章时，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包括作者本人。
(9)、他在官僚主义世界感觉到的荒诞的平等，使得卡夫卡能够做出此前似乎不可想象的事：他把一个高度官僚化社会的极其反诗性的材料转变成了小说的伟大诗性；他把一个不能获得所许诺工作的人的非常普通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城堡》的故事)转变成了神话，成了诗歌，成了某种此前从未见过的美。
(10)、后来，我的眼睛适应了“诗歌”之光，我开始在那曾经让我头晕目眩的东西中看到了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然而，光依然在那儿。
(11)、答案可以在他写给米莱娜的一封信中找到：“办公室并不是个愚蠢的机构；它更多地属于荒诞的王国，而不是愚蠢的王国。”这句话包含了卡夫卡最大的秘密之一。他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现象对于人、对于人的境况以及对于人的未来的巨大重要性，而且还有(甚至更加惊人)办公室的荒诞性中所包含的潜在诗性。
(12)、虽然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位其思想可能仍旧鲜活的作者，但他的思想要旨不会直接触及我们。其思想要旨会经由他的学生、也许是经由一位评注家、经由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生前挚友——译者注)到达我们这里。即使如此明显的偶然处境也是相当荒诞的。它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于思考思想要旨的真实性的疑问。思想要旨以一种充满疑问的、讽刺的和荒诞的形式呈递，以至于我们可以尽最好的可能回应它。我们不能说我们对于答案的尝试是聪明的。这些尝试涵盖了一系列经常以存在主义为主题的借口。它也再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从萨特到布伯的答案。对于这些答案的大部分而言，它们并未清楚地指向卡夫卡，但是它们所源自的状况是卡夫卡的状况，并且思想的范畴是卡夫卡的范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目前给出的答案对我而言都是在尝试回到一种传统的宗教狂热——或是回到一种无神论。当然，这对任何使卡夫卡的思想要旨成为自己的的人而言都是不可能的求助。它们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真实的；它们都是借口。卡夫卡的挑战必须被真实地接受，即使是面对对于文明的讨论可能迷失于彻底的虚无之中这样的风险。等待一种给卡夫卡的真实的答案，同时我们也继续等待一种对于他的思想要旨的完全性实现。等待卡夫卡。
(13)、我上面讲述的故事是人们毫不犹豫地称为卡夫卡式故事中的一个。这个叫法，源于几部艺术作品，仅仅是由一位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决定，成了一些处境(不管是文学的还是现实的)的惟一共同点，其他任何词都无法把握，而面对这些处境，不管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心理学，都不能为我们提供钥匙。
(14)、我的朋友约瑟夫·什克沃雷茨基(JosefSkvorecky)在他的一本书里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15)、法庭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既清楚又模糊。它不大，却具有无上权力，像盘旋在最高处的恶魔企图把一切人吞噬。法院的人并不正直，但不妨碍法律这部机器的照常运转和最后将它的捕获物置于死地。约瑟夫·K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他既软弱却又并不甘于被诬陷。
(16)、卡夫卡的思想要旨带领我们的思考达到了神秘主义者所称的“神秘感”这样一种层面。据神秘主义者所见，这一层面是思想与思想之客体、“灵魂”与“上帝”融合的层面。相反，卡夫卡转向了对于这种融合的非真实性与诞妄的目睹。对于人生的意义而言，卡夫卡的经验与神秘主义者的经验相似：即是对于上帝的找寻。对于这样的找寻的终极状况而言，他们之间又有所区别：当上帝被发现，它暴露自己为一种虚无。如果说信仰假定了上帝，卡夫卡的经验则揭示出虚无之深渊。思想在接近上帝的过程中，达到了这样一点，它屈服于晕眩(vertigo)，因为它突然间意识到上帝只是某人自己思想对于静默而无底的虚无之表面的反射。在如此眩晕中，面对虚无，知识分子被暴露于生活意义完全之虚无的解构性经验、以及一种对于“上帝”的彻底的虚无的反射之中。对于卡夫卡来说，这是一种“神秘感”的真实体验。在这段经验之后很短时间内，才智足够诞妄地将其自身置于同一条小径，并且(不顾其对立的信念)它再一次将自身的镜像呈现给上帝，因而开始了周而复始的西西弗式的差事——而其中的差异在于，“新的”上帝作为权力力量比第一个等级的上帝更高。因而，思想的过程是一种进入到虚无之等级的方式。
(17)、有人感到惊讶，他在永恒之路上走得何其轻松，其实他是在往下飞奔。
(18)、RudolfvonAlt|ViewofIschl(1830)
(19)、*关于宇宙的无限宽广和充实的想象是把艰辛的创造和自由的自我思索之混合推到极端的结果。
(20)、豹闯入寺院，把祭献的坛子一饮而空；此事一再发生，人们终于能够预先作打算了，于是这成了宗教仪式的一个部分。
(1)、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所以那些把以往的一切视为乌有的革命的精神运动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什么都还没有发生过。
(2)、那么，在诗人看来，写作就意味着打破一堵墙，这堵墙的背后就有某个不可改变的东西(“诗歌”)隐藏在黑暗中。这就是为什么(由于这种令人惊讶的、突如其来的显露)“诗歌”首先让我们头晕目眩、惊奇不已的原因。
(3)、有这种感觉：“我不在这里抛锚”——就马上感觉到周身浪潮起伏，浮力陡增！
(4)、第他的自由表现在：他作为那样一个人(他有朝一日将重新成为那样一个人)，怀着一种意愿——在任何情况下都沿着这一人生道路走下去，并以此方式恢复自我。诚然，他走的是一条虽可选择，但繁如迷宫的道路，以致这一生活中没有一块小地方不曾被他的脚印所覆盖。
(5)、卡夫卡迷宫般、梦幻般的写作风格，总让人疑心他的很多作品是梦醒后起身飞速记下的梦境，比如《乡村医生》《盼望成为印第安人》《招魂会议》《猎人格拉库斯》。他借此喃喃地咕哝着自己的个人生存感觉(Lebensgefühl)，一种被卡在夹缝的感觉，一种两难之中找不到出路的进退维谷的生存困境，这也许是他作品中那些悖论的根本来源。乡村医生驾着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赤身裸体，遭受着这最不幸时代的冰雪肆虐，他卡在人世与非人世之间，“永远回不了家”。《猎人格拉库斯》说得更明显，卡夫卡借已经死了但还未进入冥界的猎人格拉库斯之口道出了这种困境的极致状态：“我现在在这里，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的小船没有舵，它靠从冥界最深的地方吹来的风行驶。”格拉库斯生而不得、死亦不能，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任冥界的风把自己吹往不知何处，他像《招魂会议》中的鬼魂一样卡在了生死的夹缝当中。《盼望成为印第安人》甚至放弃了情节的铺陈，直截了当地说出他渴望放弃对客观世界的依凭，在超越尘世的空间长久飞奔的模糊愿望。
(6)、然而，对于这样的搜寻的一个成功的结论，却由于无足轻重而诞妄的动机而持续受挫。在人类心中，人类总是能够意识到他寻找更高级权力力量的努力的微不足道的本性，也总是能够意识到这一与各种证据相反的事实。然而他仍坚持搜寻，因为他宁愿听到证据的言辞而并非听从自己内心的深层信念。这些权力力量是如此接近又如此无法被触及，它们报持冷漠态度并蔑视人类。它们认为人们有罪(至少这一点它们和卡夫卡的观点一致)，但是并不值得它们去惩罚他。人类通过自己的评测了解罪责而激发了对于自己的惩罚。上帝之惩罚(divinepunishment)(为什么这个词不应该被用到呢？)所带来的暂时的缓役并不是出于人类的恻隐之心的结果，而是出于它的过度组织(overorganization)。上帝之力缓慢并且微弱地起作用，因为它太过于复杂，并且以一种过于不适宜的惯例来管理。设想一下上帝之力的彻底冷漠转向了人类，这样的处置失当并没有丝毫意义。然而避免惩罚这一人类的唯一愿望恰恰是基于这一处置失当。尽管人们意识到了，但人们仍诞妄地试图加速这上帝之装置(divineapparatus)。如此徒劳的努力变成了人类生活的目标。因而我们便能够理解卡夫卡最重要的学说：“我已经花费了我整个一生来对抗欲望，以将其消弭。”
(7)、在卡夫卡式的世界内，喜剧并不像在莎士比亚那里是悲剧的对应(悲喜剧)；它并不靠轻松的口吻试着让悲剧变得更好受些；它并不陪伴悲剧，不，它把悲剧扼杀在摇篮中，这样就使受害者连惟一可以企盼的安慰也失去了：处于(真实的或假设的)悲剧的崇高性中的安慰。工程师失去了祖国，而所有的听众都笑了。
(8)、卡夫卡没有作任何预言。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看见“背后”是什么。他并不知道，他的看见也是预见。他并不打算揭露一个社会体制。他只是把自己从私人性的、微社会的人类实践中认识到的那些机制显露出来，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让这些机制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运转起来。
(9)、但这一改正并没有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在布拉格，卡夫卡的小说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而在巴黎，同样的小说被看作是作者的整个主观世界的隐秘表达，怎么可能会这样？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及其被称作“卡夫卡式的”世界的可能性，在布拉格比在巴黎更真实地成为了具体有形的个人命运？
(10)、小说《审判》中的很多形象都有很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卡夫卡力图通过这些象征形象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人和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
(11)、这样的看守形象不合常理，让人很难想象。而看守身上的服装无异于奇装异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看到这样的穿着，但正是这种奇异和扭曲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抑郁和恐惧。
(12)、10这个世界的诱惑手段和关于这个世界只是一种过渡的保证符号，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这世界才能诱惑我们，同时这也符合实情。可是最糟的是，当我们真的被诱惑后便忘记了那个保证，于是发现善将我们引入了恶，女人的目光将我们诱到了她的床上。
(13)、10罪愆总是公然来临，且马上就会被感官抓住。这归结于它有许多根子，但这些根子并不是非拔出不可的。
(14)、他追逐着事实，犹如一个初学滑冰者那样，而且他无论什么地方都滑，包括禁止滑冰的地方。
(15)、当我们的灵魂尝试对卡夫卡的作品要旨持开放态度，我们当即面临着两种难处。第一种难处关注于呈现要旨的形式，即作品的语言。第二种难处关注于一种卡夫卡作品中势不可挡的适时的当即性，一种令批判之距离不可能的当即性。因为这两种难处刻画了作品要旨，它们应当被看待，甚至是在我们真正思考要旨本身之前。
(16)、在卡夫卡那里，逻辑颠倒了过来。受到惩罚的人并不知道惩罚的理由。惩罚的荒谬是如此不可忍受，以至于为了找到内心的安宁，被告需要找出惩罚的正当理由：“罚求其罪”(Thepunishmentseekstheoffense)。
(17)、对于“中国文学是属于中国的”这一论调，顾彬持反对意见。在这位德国汉学家看来，中国文学应当是属于世界的。对于现代文学而言，“国际化”是必须的。正如卡夫卡的作品，它们反映的不是欧洲，不是西方，而是所有人的生活。
(18)、第四：布拉格工程师的故事有点像滑稽故事，一个笑话：它令人捧腹。
(19)、把一部小说置于这样一个服从的、机械的和抽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的惟一冒险是从一间办公室搬到另一间办公室，似乎与史诗的本质南辕北辙。因此，问题来了：卡夫卡是如何设法把这样灰暗的、反诗歌的材料转变成了引人入胜的小说？
(20)、作者将卡夫卡放到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发挥卡夫卡文学世界所蕴藏的文化乃至哲学意义。
(1)、顾彬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卡夫卡的语言影响力实在太大，几乎令阅读者失去自我。而当于荣健邀请他为《有意拖延的人生》作序时，他最初是拒绝了的，因为不想再一次陷入过去的情绪中——尤其是不想再陷入卡夫卡给父亲的信——然而最终还是同意了。顾彬笑言这是“面子问题”，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卡夫卡的吸引力，将两位作家连系在了一起。
(2)、什克沃雷茨基笔下的那位工程师会这样理解：他的档案中的一个错误把他抛到了伦敦，于是他在布拉格周围游荡，一个名副其实的幽灵，寻找他丢失的身体，而他曾经拜访过的办公室，在他看来似乎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迷宫，来自某个无名的神话。
(3)、对封闭的庞大帝国而言，对一种集体主义的狂欢而言，对那些微小的个体精神而言，这些缺口意味着什么呢？答案不言自喻。正因如此，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阅读卡夫卡——因为他关注的对象，是个体的人性，而非集体的“统一”。
(4)、尽管列举卡夫卡的作品要旨与传统神学之间的连接点是一项令人着迷的事情，但它仍旧是在做无用功。作品要旨的说服力与如此功用毫无关系。卡夫卡是具有说服力的(即使我们像他自己那样持保留态度，一而再再而三地持保留态度)，因为他所揭穿的视角与我们最为隐秘的经验相一致。这一经验是如此令人痛苦以至于我们压抑它，并且它继续在我们的精神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卡夫卡是来唤醒这一经验的。让我们看一看这一经验的狂暴之力吧。
(5)、*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倾听吧。甚至倾听也不必，仅仅等待着就行了。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自愿现出原形，不会是别的，它将如醉如痴地在你面前飘动。
(6)、卡夫卡1883年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完。
(7)、多亏他在官僚世界中看到的神奇的一面，卡夫卡成功地完成了在他之前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将一种根本反诗性的材料，即极端官僚化的社会，转化为小说中伟大的诗性；将一个极其平凡的故事，即一个人无法得到被允诺的职位(这其实就是《城堡》的故事)，转化为神话，转化为史诗，转化为前所未见的美。
(8)、卡夫卡那封写给父亲的、却从未寄出的著名信件证明，正是从家庭中，从孩子与父母被神化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卡夫卡获得了“有罪化技巧(techniqueofculpabilization)”的知识，这成了其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在《判决》(一个和作者的家庭经验密切相关的短篇小说)中，父亲指控儿子，并命令他投河淹死。儿子认可了子虚乌有的罪行，并顺从地跳进了河里，就像在后来的一部作品中一样，他的后继者约瑟夫·K被一个神秘组织控告，顺从地任人杀戮。这两次指控、两次有罪化和两次处决之间的类似之处揭示了，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家庭里私人性的“极权主义”和他更大的社会视野中的极权主义之间的关联。
(9)、通过把一个官僚主义的场景扩大到一个宇宙的巨大维度，卡夫卡无心插柳地成功创造了一幅图景，这幅图景由于十分类似于一个他从不了解到社会——今日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从而让我们为之痴迷。
(10)、K象征着千千万万社会中的人。他具有性格上的双重性。而纵观他从30岁生日宣布被捕到被杀害的这段过程，纠结于权力、爱情，渴望着事业成功，却难于摆脱社会、命运捉弄，自我审判到被真正审判的过程也是象征着人的一生。
(11)、鉴于作品的思想要旨穿透了我已提到的两种难处的三棱镜，它看上去则是被扭曲了的并且不令人信服。它关注的是人的处境，它与宰治于人类自身的权力相关联，以及关注这些背离人类的权力的处境和权力自身。如果我们试图将要旨讯息压缩至几句话——卡夫卡是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做的——我们最终便会有这样的结果：人类面对更高级权力处于连续的罪责之中。人类深知罪责，并且他认识到了由更高级权力妄自执行的所有惩罚的制裁。然而他并未意识到罪责的本性。他试图与这些权力力量相接触。他并不寻求原谅；相反地，他寻求揭露他自身的罪责。在这样的搜寻中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更高级权力力量看上去离我们如此之近。
(12)、卡尔·罗斯曼(KarlRossmann)持续不断地被每一个人骚扰：他的衣服被卖掉了，他惟一一张父母的照片被拿走了，在集体宿舍里，就在他的床边，男孩们的箱子时不时地掉落在他身上；两个无赖，名叫罗宾逊和德拉马什，强迫他搬进来和他们一起住，还有肥胖的布律纳达，她的呻吟声始终回荡在他的睡梦中。
(13)、土地测量员K一点也不寻求人群和他们的温暖，他并不试图成为“男人当中的男人”，像萨特笔下的俄瑞斯忒斯那样；他并不想要得到社会共同体的接受，而是希望得到一家机构的认可。为了得到这种认可，他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他必须宣布放弃他的孤独。这是他的地狱：他决不是孤身一人。城堡派来的两位助手一直跟着他。当他第一次和弗丽达做爱时，这两个人也在那儿，坐在吧台旁看着这对情侣，打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从他们的床边缺席过。
(14)、生命开端的两个任务：不断缩小你的圈子和再三检查你自己是否躲在你的圈子之外的什么地方。
(15)、10我们周围的一切苦难我们也得忍受。我们大家并非共有一个身躯，却共有一个成长过程，它引导我们经历一切痛楚，不论是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就像孩子成长中经历生命的一切阶段，直至成为白发老人，直至死亡(而这个阶段从根本上看似乎是那以往的阶段——无论那个阶段是带着需求还是怀着畏惧——所无法接近的)，我们同样在成长中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这同人类的关系并不比同我们自己的关系浅)。在这一关系中没有正义的容身之地，但也不容用对苦难的惧怕或将其作为一个功劳来阐述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