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碧云小说
1、黄碧云小说下载百度网盘
(1)、于我而言，她的文字代表了2000年前后海派文化的一个分支；相比于乡土文学，在她构建出的文学世界中，都市边缘人物的生活状态阴郁，无可奈何；人物面孔多变，桀骜不羁。这也是她一直被人诟病的地方：她笔下的主角一般都不为生计及未来发愁，在情爱欲望中游走，也会保留清澈纯净的眼神；只需要穿着棉布裙子和帆布鞋，披着海藻般的长发游戏人间。
(2)、我与大嫂及众子女寒暄数句，交给他们一点小礼物，感到十分疲倦，便想休息。大嫂为我收拾儿时和大哥分用的房间，棉被居然还是那张银紫千羽鹤锦被面，不过已经褪了色，我陷在半睡半醒之间，依稀听到了母亲唤我：“平岗，不许懒惰，快起来。”醒来只听到寂寂的风声。天色已经阴沉起来，想来快下雨。
(3)、第一届于2006年颁出，授予了陕西作家贾平凹的《秦腔》，评委们当时在董启章的《天工开物》与这本书之间抉择良久，最后授予了有三十余年创作经验的贾平凹。
(4)、 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再次复现黄碧云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回归”。作者在早年作品〈创世纪〉里，设置了“游以暗”这个角色，她从美国回香港为她的母亲奔丧，其时恰在“九七”前夕。而在《微喜重行》中，微喜为了安葬兄长若拙回到原乡，也在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SARS肆虐之时。这不仅是一种巧合，或理解为黄碧云写作轨迹上的某种呼应与延续，有关“回归”这一指涉清晰且富含隐喻性的意象。〈创世纪〉中，游以暗有孕在身，为母亲奔葬，返回旧居，其间不断发生臆想，或遇到父母魂魄，萦绕不去，疑虑丛生，故事的最后她生了一个怪胎。而微喜回到香港，及至转赴从未踏足的原籍增城，从而大量地铺陈近现代历史。这一历史迭合家族陈旧秘事，亦如魅影纠缠。作者着意在其间安排祖母“麦氏香莲”作为旧日遗迹，围绕其存在不断复现历史细节，成为微喜与“根基”交接的引线。“死者了了，生未必佳，她站着等我，清代朝人，一世纪的鬼魅，巫氏如地府使女，交代我，奶奶今年，九十七岁。” 围绕这位长者的寻子经途，由家族记忆转向家国记忆，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战败、国共战争，大事件重迭而至，铺排有序，似乎将还乡重行引入家国北望主题。然而，作者文中一句“无国无家，来到香港，每一段都是儿女私情”，再次由“重行”之旅抽身而出，终止于香港的观照本位，与中国近代风云淡然拉开距离，成就与贯彻了整部小说的发言立场：家国之梦，唯梦而已；重行落定，无所根系，无所依归。这无疑颠覆文本所预设的“回归”主题，造就了悖论式的个人与历史间的张力。
(5)、 我喜欢的是裕美的静。一双大眼睛，非常的清澈无暇，不谙世事。
(6)、解读一座城市的最好途径不是观光，不是研究经济政治，而是观察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人的行为、状态、思想。
(7)、我极为绝望的时候总会看自己的手。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所有。从来没有什么运气，但我有一双会劳动会学习的手。没有什么美感，很瘦，很小，很粗。张开是祈求，合起来是意志，听你说话的时候，自己握着自己。更何况，我还有头脑与微笑呢。——黄碧云
(8)、我爱你，如鲸向海，鸟投林。不可避免，退无可退。——黄碧云
(9)、 相关于此，在黄碧云早年作品中不断被表述与演绎的两个意象，“疾病”与“死亡”亦在这部小说中复现，然而与往作两下相较，意味亦大相迳庭。在黄碧云的小说中，主人公的疾病／病态构成了很重要的主题与叙事线索。而这些疾病在病理学角度大多由非正常／失范因素所引起，比方〈呕吐〉里面的叶细细，因为她童年不愉快的记忆造成一种呕吐性的性行为错乱；〈捕蝶者〉中的陈路远，杀人之后长疮；〈双城月〉的曹七巧，经历过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以后患上癫痫失语症；也包括〈丰盛与悲哀〉里的男主角，郁郁患癌以后，整个电影拍摄过程戛然而止。桑塔格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疾病是一种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 ，桑塔格从疾病的病理特点分析入手，结合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政治观点剖解文学作品中的疾病隐喻。指出隐喻与所隐喻的对象之间具有的相似性、关联性、联想性，例如将城邦比作有机体，将文明失序比作疾病。 桑塔格本人致力于疾病与其隐喻之间的剥离、摆脱，而建立在后者被揭示、批评及细究的基础上。在黄碧云的小说中，疾病经常作为一种带有深重痛楚的隐喻，被极大化地展示，且其常以凛冽与极端的方式书写与呈现。疾病从而成为人性考验的试金石，大多伴随鲜明的惩罚感而出现。这类惩罚感往往以黄小说中另一重要意象“死亡”作为指归，以质地浓烈的“横死”居多。在《微喜重行》中，“疾病”与“死亡”依然指引或预示着小说中重大情节的发生。但其主题基调全然不同，笔触舍弃暴烈而趋于静美通达，文字的锐利痛感也代之以隐痛。可以察觉黄碧云作为作者对这一主题的切入，已由相对单纯的对人性的摹拟转向对人生的检阅。作者对此的省思是，“我以前多是靠自己的敏感，人生的种种都是以一种象喻(Metaphor)出现，现在人生的种种对我来说都是现实。早期像表演多一点，现在像现实，所以我只可以很现实地呈现它，然后出现那种平静感。” 疾病在这部小说中的出现，的确建基于现实的自然渗透与无可选择。如写到女主人公微喜的婆婆，罹患“脑退化症”，作者在文中感慨：她因病“一直毁坏下去，视乎速度，孩子迅速生长，好像是对衰老的抵抗与反驳” 。佛家四谛，生老病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如谛视天道循环的旁观者，不再剑拔弩张，而是顺其自然，代之以隐忍姿态，诠释疾病如何以亦步亦趋的方式将人推入绝境：婆婆一身华服，躺在浴缸里自杀，寻死而不得，被人救起，旗袍被医护人员剪烂。她甦醒后，望着衣物残片，问道：“是我额伐？” 一个老人，以选择性死亡力图实现对衰老与疾病的抗拒，最后表达自尊的机会却丧失殆尽，陷入难言的尴尬。同以往对死亡的凛冽表述不同，在这部小说中，黄碧云将之视为“衰老”之彼境，致力于表达“老去”的过程中，人与“死亡”并行渐近的平静之感。
(10)、 婚后我们的生活颇为拮据，裕美必须为人看守小孩，赚取外快，她一直想要一个小孩，但我实习在即，实在无暇多为闲事担忧，故坚决不肯，她便一直泱泱不快。
(11)、从她开始写作的时候，对她的评价就充满争议。她从“榕树下”起家，文字犀利冷漠、阴冷决绝；她笔下的主角，多是“穿着棉布裙、帆布鞋，有着海藻般长发的女子”，眼神清澈、神情坚定，对待爱情明媚而热烈，对待生活却暗沉而颓废；她们都生活在钢筋水泥的石头森林，却有着都市人群特有的疏离和漠然。图片来自网络我一直愿意相信，“七月”、“安生”，这些女主角身上那些鲜明的特色，正是当时的安妮宝贝灵魂深处自我个性的映照；所以，她的笔下，类似的故事灵感才会源源不断。
(12)、相反，当负担完全消失，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托马斯原本是轻飘飘的。
(13)、(36)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第62-71页。
(14)、(20)袁兆昌：《黄碧云：湾仔烈佬有话说》，《明报》(世纪版)2012年8月16日。
(15)、(31)赵稀方：《走出“香港意识”——近年来香港小说的想象与叙述》，《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页。
(16)、最初的时候有网友说菊开那夜的出名得益于她的这个网名，时至今日，应有改观。
(17)、黄昏我再到田里找大哥。他看见我十分兴奋，立刻着大女儿回家拿照相机，边跟我讲去年九月落雹的奇事。照相机拿来，大哥忽然拉着我的手，立在稻田前，叫大女儿为我们拍一幅照片。他这样拖着我，就像我仍是四岁，在田野间，与九岁的他，亲亲热热的拍一张兄弟照，但我们已经是五十岁的中年男人了，而且我已经探脚进入我的坟墓。
(18)、“投身于积极而深刻的精神活动，才能带来对生命的真实认识”。
(19)、火车进入了隧道。黑暗中我想起大哥的脸：九岁的，十五岁的，二十五岁的，现在的。他的音容此时如此清晰，此时我才觉得，他和母亲如此相象。
(20)、34篇文字和165张照片，拼凑出也斯眼中的香港。
2、黄碧云小说中中国叙事
(1)、黄碧云：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还做着作家梦。为了推销自己的小说，立心不良地做了一个读书小剧场《媚行者》。做完以后更加懊恼：小说没推销成功，一样卖那永远不可逾越的两千本，时间金钱赔了一大堆，更可怜的是诱发了一场品位低劣的姿势竞赛。
(2)、如果说中国内地的非虚构写作是源于当代中国经验的内外挑战，那么在香港进行非虚构写作则是源于当下香港的内外挑战、历史与现实的挑战——香港之痛。香港之痛反映在《烈佬传》《卢麒之死》当中对应的是底层的无声的香港草根历史被社会遗忘，集体记忆被全球化时代资本暴力、地产霸权摧毁，以及当代香港青年的“软化”与青年运动历史的重演——“我们从历史学会甚么？”香港的后殖民状态属于特例，是回归而不是独立，因此它的去殖化过程显得非常吊诡。殖民记忆部分变成了香港社会的集体记忆，发掘地方记忆、抒发怀旧情感与政治正确、资本逻辑之间的关系很难厘清。
(3)、 母亲是在一个很突然的情况下死去的。我父亲是别府由布县一个地主的儿子，念文学。她一生从来没有工作，闲来只饮酒写诗，练得一手好书法。战后家道便开始衰落，变卖的变卖，被家人亲戚骗走的骗走。父亲仍旧饮酒写诗度日，只是一无是处。一夜酒醉跌入河中，不知是否自杀，自此母亲便很沉默，我记忆中的她总是在煮茶，茶香扑鼻，玄关外是飞扬的雪。她煮茶总是长长的、缓缓的，了无边际。她从来不说话，从黄昏到入夜，她仍在黑夜中煮茶。所以我了解关于生命的哀伤，总是静默的，漫长的，夹着一点茶香。
(4)、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的多种定义。但米兰·昆德拉又给了一种新的定义，即“轻与重”、“灵与肉”。在这本《不能的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他讲述了一种更哲学的爱情关系。这种爱情打破了我对爱情的传统观念，有时觉得此种观念简直荒谬，有时却觉得颇有道理。此间种种，待读者读读便知。
(5)、黎明我朦胧睡去，醒来已近中午。小孩俱上学，大哥下了田，只有大嫂在抹地。我收拾简单的行李，原想到田里向大哥告别，不过火车快要到站，我亦想避免无谓的伤感，只对大嫂交代几句，便提着行李走了。
(6)、她是托马斯唯一一个完全摒弃“三”的原则，并且保持了大半生的情人关系的人，哪怕在托马斯和特蕾莎婚后都是如此。
(7)、有个朋友曾经和我说过，如果你选择了在外拼搏，那就不要轻易回家，因为家永远是你最后的退路，你要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我知道他是真的为我考虑才这样说的，也是很现实的一句话，我一直感激！
(8)、当时的我尚且年少，还未从生我养我的那个略显闭塞的小县城走进城市；本着少女时代特有的叛逆与对未可知外界盲目的憧憬，只觉得她笔下描写的那些女孩们都酷极了：义无反顾的爱，决绝颓然的走；在时过境迁时移势易时不做丝毫无谓地挣扎。
(9)、黄碧云的小说气质非常独特，温柔刚烈，耽溺沉迷，阅读体验如食用三倍医嘱剂量的吗啡，在签订婚前财产分割约定的情况下偷偷出轨，安全又不安全。
(10)、黄碧云为香港社会学系犯罪学硕士，曾任记者，为执业律师。近些年在西班牙和香港两地奔波。她在西班牙的生活很简单，每天上午喝咖啡下午去跳弗拉明戈，对「Flamenco」她写道：犹如温柔包裹暴烈，不是征服，而是满足。
(11)、身为散文作家和诗人，也斯对香港的描写多了几分温和。通过一一叙述典型的地方和人物，展现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多元独特。舒缓幽默中带着戏谑的批判，读来温情之余，亦有深思后的豁然开朗。
(12)、“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星星在什么下面。”“哦，对。”
(13)、特蕾莎与萨比娜代表着“重”与“轻”，同样的，她们还代表着“灵”与“肉”。托马斯有个习惯，就是每次做爱后从不留人过夜。因为他认为：“爱情并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这可以是对无数女人的欲求)体现对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这只能是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而体现出来的。”即便是萨比娜也从不被允许过夜。
(14)、(18)袁兆昌：《黄碧云：湾仔烈佬有话说》，《明报》(世纪版)2012年8月16日。
(15)、 回到家里，我忽然浑身作痛，很痛很痛，我便开始打她，然后注射吗啡针。
(16)、我记忆中的她总是在煮茶，茶香扑鼻，玄关外是飞扬的雪。她煮茶总是长长的、缓缓的，了无边际。她从来不说话，从黄昏到入夜，她仍在黑夜中煮茶。所以我了解关于生命的哀伤，总是静默的，漫长的，夹着一点茶香。——黄碧云《其后》
(17)、黄碧云：《末日酒店》里，我想写的是时间与命运怎样相互缠绕。我以直觉去逼近时间与命运，再看在此之中，人是怎样的微小。我并不希望人是处于这样可悲而无助的境地的，现实生活中的我、求知的我、有信仰的我，时常在与这种直觉搏斗。但我还是隐隐觉得，在我的生命中，我是希望和愿意，永远被打败的。我愿意接受人的命运是可悲的，人在时间里是无助的。
(18)、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终日彷徨，焦躁不安，但新时代还是不管不顾地来临了。
(19)、“任我们多么期望香港作家放眼世界，在这个出版大中华化的时代，我始终觉得黄碧云是相当可贵的一位香港本位作家。这不是凭借大量所谓本土经验或集体回忆建构而来的香港本位；而是凭借她多年来不断追问而建立的一种态度：不只是‘弱势者能发言吗’？(Canthesubalternspeak?)还有‘强势者真的能发言吗？’甚至是‘弱势者能代强势者发言吗？’等远为复杂的问题，突显一个香港作家该面对的中介身份。”(38)正是对香港本土之历史和现实持续深度追问的勇气和能力使黄碧云自觉走出了后殖民写作，借由非虚构文学的社会承担以及对香港本土价值的重新思考，黄碧云实践其“有重量的自由”之文学信仰。
(20)、 客厅很整齐，茶几上还放了一束冰凉的百合，房间的被褥没动，裕美的白丝睡袍还叠得好好的，一双缎拖鞋正正的排着，象小学生。厨房的灯没关，吊灯散着一团光。我们常在这团光里吃饭，有圣洁安稳的味道。只是洗碗盘里有一只威士忌杯，还有少量的威士忌酒。
3、黄碧云书籍
(1)、爱好：文字、音乐、电影、摄影(厌恶被拍)、旅行
(2)、许多论述指向《烈佬传》对《烈女图》的对应关系，包括黄碧云自己：“小说叫《烈佬传》，对应我的《烈女图》……在我们生长的土地，他的是湾仔，而我们的是香港，飘摇之岛，我为之描图写传的，不过是那么一个影子。”(11)即便如此，依笔者看来，二者之间更多的是反叛，无论是创作意图还是叙事策略。从时间(“我婆”“我母”“你”)到空间(“此处”“彼处”“那处”)，从为香港写“她史”的激烈，到为小小湾仔佬写困顿于监狱的一生——无火之烈。从《烈女图》到《烈佬传》，中间相隔13年，黄碧云反思自己的写作：从女性和弱势的角度来叙述大历史，是对“他史”的翻转。通过书写的力量使强弱易位，是否是另一种强权，另一种庸俗的包装，同样摆脱不了‘百年沧桑’的大历史思维，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对社会热门议题的回应。“谈到女性主义，都是那时候文学界流行谈的，我自知动机，有点心术不正”，也流于“表面的激情”。“殖民性”“本土性”“城籍”“国籍”“认同”不再成为黄碧云创作的驱动力。空间从迅速扩张到急剧收缩，情感从愤怒暴烈到静默无声，从高度介入高调代言到小心翼翼真实再现，黄碧云完成创作心理转换。“暴烈”曾经是黄碧云热衷后殖民理论、后现代写作技巧表达香港后殖民书写困境的文学表征。“没见过如此疾言厉色的女人史，喧哗嘈杂尽是鬼声，三代女子扯着喉咙尽情控诉，愤怒如野火延烧。”(12)《烈女图》几乎可以视为是女狂人的世纪呐喊。也有学者认为，黄碧云《烈女图》“俨然已成华文阴性书写绝响”。(13)同样以“烈”为关键词，但“烈佬”作者的“怨女”气息已经消失殆尽。走出后殖民意味着放下大写的对抗性思维与情绪性表达。《烈佬传》为沉默无声的男性——烈佬阿难“心急如焚”，《卢麒之死》为“死因不详”的社会运动中无名目死亡的小人物卢麒诉求公正。《卢麒之死》选择一个看似仅具香港本地意义而无法进入中国历史纪年的“小”事件，做了去政治化的“小写”选择。
(3)、随着年龄而来的改变有很多。比如她的脸庞，年轻时据说相当美丽，如今呈现出的线条的起伏，或许比一般女人来得更为激烈。看上去，曾经有很多戏剧在这里上演。
(4)、距上一部小说《后殖民志》的出版已经八年。八年间，黄碧云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传说中我们知道，她在香港大学读了犯罪学的硕士，考了律师执照。她学跳佛拉门戈，为此甚至专程搬家去了西班牙。更早的时候，她做过电视台的编剧，亦当过记者，去过局势紧张的柬埔寨采访……人生如此，不能说不丰盈。
(5)、方国楚年轻时的战友中有一位叫小超的，黄碧云借方之口写他，“上一次，可能是他发现以前的学运战友小超跑去拍搅笑电影，他窜红了……他有点怅然。”一边写他根基弱，爱投机，又讥讽他是谐星聊作安慰。写小超的几段，不知道黄碧云是否有稍稍借鉴她曾经的朋友黄子华的经历。
(6)、雨慢慢的停了，篷前犹单单调调的滴着水，夜色渐浓，大哥并没有去开灯。我们就在黑暗里对坐，大哥非常缓慢地讲述家乡里诸种事情，茶已经渐渐冷了。四周一点一点的静下来，到最后，回到犹在天地初开，没有光，没有生命，什么也没有，只有大哥遥远的声音，平板而空洞地，叙述着，谁家生，谁家死。
(7)、我以前一直恨我爸爸。包括我哥哥，感情也很复杂。但到我人生现在这个阶段，我可以放开很多东西了。说实话，是在我爸爸和我哥哥两个人都离世后，我好像才开始再一次生活，重新理解爱和生命欲。
(8)、人家失恋呼天抢地，我只是觉得再平静没有，心如宋明山水，夜来在暗夜里听昆曲，时常踩着自己细碎的脚步声，寂寞如影。抱着我自己，说：“我还有这个。”咬着唇，道：“不要流泪。不要埋怨。”我希望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凡事都有迹可循。她也有她的难处。——黄碧云《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9)、 这时你看着父亲的脚背，长满了淡褐色的老人斑。你说，我们老了，脚背都会有老人斑；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活到那么老。
(10)、就发声的位置而言，小说文本采取的语言策略是重要的考察对象。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作者，黄碧云在写作《烈佬传》和《卢麒之死》过程中或经历了漫长的跟踪采访或资料收集。即便如此，作者并不认为自己获得某种授权，可以以权威者为一个弱者或死者去代言。对作家发声的权利，以及采访者的见证权利。反思后殖民不仅看到弱势者的可堪悲悯的人生，也提防“慈善人士”(通常是西方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会精英(学院派知识分子)抒发道德优越感的人道主义，警惕人道主义变成另一种一种矫情。《烈佬传》《卢麒之死》都有一双新闻/法律记者的眼睛，只是《烈佬传》隐身其后，《卢麒之死》直接亮相于文本——藏身于其它语言的间隙中。如何处理“新闻之眼”必须非常谨慎。谁在看？谁在发问？
(11)、《恋爱的犀牛》中的马路说：“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黄碧云的《温柔与暴烈》中说：“我对于你，如鲸向海，似鸟投林，无可避免，退无可退。”
(12)、(41)黄碧云回应曾瑞明《评黄碧云》，《立场新闻评书》2019年2月23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book/
(13)、有人说《鹿鼎记》是一本“厚黑学”，似乎读懂了《鹿鼎记》便能像韦小宝一样，虽然是个混混，却可以通吃黑白两道，享受荣华富贵。其实书中在残忍的权贵之争之余，也可以看到金庸的聪明幽默。这本“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开了历史的玩笑，仿佛一个神奇的魔镜，把虚幻和历史联结在了一起。
(14)、《胭脂扣》成书于20世纪，香港回归已成大势所趋之时。殖民地的身份消失，香港是谁？香港要走向何方？现实的变化和身份的转换，唤醒了香港对本土文化的自我意识探索。
(15)、其实他和我都知道，再回来，我便要葬在其中一个洞里面：我便拣了较小的一个，因为我身材比大哥略为瘦削。他又问我何不回来由布县小住，我苦笑道：“三藩市的医院里熟人多些。”我在医院过了大半生，因此想在医院结束生命。大哥亦不勉强，就坐在坟墓旁吸一枚卷烟。
(16)、黄碧云：我妈妈在我7岁去世，我那时完全不懂死亡，只记得摸了妈妈的脸，冷冰冰。我爸爸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可以很温柔，又会突然非常暴戾，比如吃饭吃到一半突然失声痛哭，我就是在这种惊吓中长大的。直到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他那样的人。我一直想离家，有一次离家出走被他捉到，他把我打到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17)、 裕美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她来自福岗，我遇见她的时候，她的英语还结结巴巴，因此只与很少数的日本朋友来往。她的父亲是我的解剖科导师，大家是日本人，异地相逢，分外的亲密。
(18)、我坐在窗旁等火车开动，远远见得一人，一拐一拐的向月台跑来。我眼里一热，挥手招他：“大哥。”他拿着一个大包包。我不禁紧紧握着他的手。大概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见。火车开动了，大哥放开了我，远远的喝道：“平岗！要戒烟、早睡、好好的死！”他再说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汽笛真是吵。
(19)、(5)引自黄碧云于2004年７月４日于中央图书馆说的“小写之可能”讲座，后发表于《明报》(香港)2004年7月11日。
(20)、 一天午夜裕美突然起来，发觉我在客厅射吗啡针，她便掩脸尖叫起来。她不停的叫，结果邻居报了警。我将她打晕了，然后坐在客厅吸一支烟，等警察来，打发他们走。
4、黄碧云小说存在
(1)、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著了便没事。——黄碧云《沉默.暗哑.微小》
(2)、书中还收录了她新写的小说，风格与她之前的作品类似：小说往往就以女主角的名字命名；男女主角依旧是“他”与“她”，相遇、相识；仿佛已经认识了很久，却在离别的时候，才知晓对方的名字。同样地，主角们的生活反映出作者生活状态的一些侧面：旅途中的奔波，一花一木的偶遇，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对陌生人关怀的感恩。文字风格则一如既往地凝练、犀利，直击人心；对爱情的态度则无谓、淡然。但对她之前的小说有所超越的是，现在的她，对很多事物抱持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态度，对主角命运的安排，也显得更加淡然平和。
(3)、后殖民语境中的香港故事一向很难讲，香港本土作家一直致力于自我表述的探索。后殖民理论是前殖民地知识分子擅用的反抗武器，它意味着弱者可以凭此颠覆改写权力关系，意味着主体身份的自觉与自省。然而，当前殖民地知识分子过度地依赖这种理论时往往陷入自我怜悯的情绪当中，反而内在的巩固了其作为弱者的心态。具体体现在香港本土作家的文学书写上，一是写作意图的理论先行，二是“逆写”文本策略的普遍运用。“一向以来，一些人在谈论或追求文学的本土特色时，常常会流于狭隘的理解，以为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采访，作‘立此存照’式的地方书写，就具备了本土色彩。这是一种肤浅的认知。在我看来，文学是为生命立传，而不是为街头或地名立碑，真正的本土性更应表现一种人本关怀，一种由生活出发形成的人文经验与情怀，经内化而形成的观照方式与表达方式。”(32)蔡益怀委婉的批评指向是香港后殖民本土写作流于景观化的肤浅。事实上，香港后殖民书写尤其要警惕的是学院派作家的“内倾性”写作：精英化、小众化。董启章、陈智德与黄碧云都是势头正劲的香港本土中生代作家，他们都擅长以后现代技巧表达后殖民的书写困境。董启章《地图集》《博物志》以考古方式挖掘香港的实存，陈智德《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而拿捏好学院派作家炫技式的后现代技巧很重要。黄碧云“走出后殖民”的非虚构转向是香港文学出现的新品格，指向文学的公共性、开放性与介入性。刘大先在论及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文坛纯文学话语的现状时指出，“它腾挪辗转的空间即便没有全然封闭，也已经变得极其狭小，而至其末流，则使得文学写作从形式到内容都日益趣味化和风格化，从而丧失它的公共性，失去它在现代以来的文化参与性潜能，而重新退缩降解为前现代时期的形式卖弄、个人抒怀表达或后现代式的娱情遣兴和被资本所驱遣的消费。”(33)这种情形与后殖民香港书写有类似之处。
(4)、“几乎每一个人，一生之中，都有一次或多次惊艳的经验，一瞥之下，近于窒息，甚至连心跳也有停顿的感觉。自然，那只是极短暂的瞬间，然后，就消失了。大多数情形之下，终此一生，再也没有第二次见到的机会。于是，艳影长留心间，那一瞬的形象，清晰无比，如焦点正确的摄影杰作。”
(5)、 《微喜重行》以“微喜”为女性叙事人，以“你”与“我”为基本人称，在叙述形式上构成了两位主人公的对话关系。作者本人称其“不是独白”，更似“一纸祭文”。 一对兄妹的命运多舛，一男一女，互为镜像。引力与排斥力，依恋与离弃，同样可观。男主人公，名为做“陈若拙”，典出《老子》，“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讷。”。作者声言，命名实出偶然，最初她考虑的名字是“陈哀拙”，因不断笔误变为“陈若拙”。这是命运，没有再改，让名字随着人的命运而定。 此人物具备现代香港人的诸多特质：合情理的世故，勤奋，懂得迎合时代经营前途，些许功利与现实。然而，他“底子”里的哀伤，让他与世俗的成功，出现了裂隙：放弃会考，拒绝升职与发展事业。也便是这么一点“拙”，令其生命质地蒙上一重淳厚而柔润的膜。黄碧云坦言，这角色的原型，是他的兄长。女主人公哀悼指向，心事过往，来自她自己。“我用去很长的时间，将他变作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方才动笔。” “女主人公原名‘若缺’，则象征着生命的缺憾，一生被抛弃。我给她最后的名字‘微喜’，给她的生命些微暖意，但终究不会太快乐。”
(6)、(4)梁静：《只要有自己生活的质感即便湮没于人海,也一样活得丰盛》，《新快报》2014年7月23日。
(7)、 “可能香港的特性就是这样：离开了就想回来，回来了又想走……在这个小说里面，孤寂感是离开香港时特别明显的，就是那种存在感，每样东西都很精细。”
(8)、出演赵眉的是邵美琪，对假《盛世恋》有情结的一些读者不是很满意这个女主，不过她们喜欢的也是程书静。
(9)、(37)李薇婷：《档案、情感与群众：的文字与色彩镶嵌术》，《虚词》2019年1月3日。https://p-articles.com/critics/html
(10)、黄碧云：还跳。但对写作没有影响。跳舞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吧。在西班牙时，每天早上喝杯咖啡，就开工，写到下午三点多收工，然后跳舞一个小时，过得很规律。写长篇需要很高的专注度，《末日酒店》是在香港写的，三万字，还是短。我希望自己心可以定一点，在哪里都能写。
(11)、南都周刊：你的写作越来越不在乎读者了。你在乎过吗？
(12)、Mylittleairport很小众的香港乐队
(13)、 在上述段落里，可以体会到作者将对“衰老”的反思，置于跨越代际的审视之下。“疾病”亦由此成为父子辈间血脉／基因传承的凭据。陈若拙因其父陈朗越对家庭的背离，耿耿于怀半生，却在进入老境之后，确诊患上父亲曾患的肝癌。而朗越在临终见了女儿微喜最后一面，题书韩愈〈秋怀〉:“羲和驱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虽多途，趋死惟一轨。” 以表心迹。从某种意义而言，疾病与死亡成为“薪火”，在一度陌路的两代人之间传递，彼此戚戚，达至和解。微喜赶赴乡间，将父子二人合葬，可视为象征性的终结。
(14)、反观《月童度河》，作为一本散文和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录的作品名称最长的是四个字。也许这代表了作者的一种底气：无需取悦读者、迎合读者，只书写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写给自己或者“未来的自己”看。而对于目前写作界的群魔乱舞，作者也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15)、 所以当我接到报告时，我如释重负。正如我十分亲近的人一样，我也要离开这个世界，能否与他们见面，不得而知，我想我根本不存在。
(16)、我记得我记得，我替她束过发，剪过脚甲，为她买了一束太阳菊。
(17)、《媚行者》因为是一个脚伤的故事，所以我很想自己跳一点舞。当时舞跳得那种幼稚程度居然胆敢表演，这个我到现在还觉得很神奇。在台上我看到下面有一个观众非常沉闷无聊地转过脸去。我到现在还经常想起那张别过去的脸。
(18)、因为政治的不可说，大陆出版的版本，很多都是经过篡改的，对比起来仿佛是两个故事。比如《无爱纪》，大陆出现的版本甚至大多电子版，都删去了主角楚楚父亲的一段大陆情事，文革时期他告发了自己的恋人，到了香港后，只收到了她被打断的牙齿，从此再无音讯。被删过的《无爱纪》则成为一则不伦恋故事。不过有些意外的是，近日才看到可谓是黄碧云前期代表作的《盛世恋》在大陆流传的常见版本也是被篡改过的。在豆瓣那时还叫“八卦来了”的小组，有一个高楼扒名气不高、硬拗高贵的假名媛麻宁，网友发现麻宁晒的名牌包照片里面有假货，说她背假包，麻宁解释为，自己每个包都有一真一假。谁知道一个作家的小说，在传播中都能有“一真一假”。
(19)、(24)刘平：《长毛·卢麒·黄碧云专访》，《虚词》2018年11月29日。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E9%95%B7%E6%AF%9B%EF%BC%8E%E7%9B%A7%E9%BA%92%EF%BC%8E%E9%BB%83%E7%A2%A7%E9%9B%B2
(20)、黄碧云：嗯……语言的隐秘、错置、晦暗，几乎无所指，自然会引起阅读困难。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写作人，我断不会不知道《末日酒店》是难以阅读的。但现在，我对我的这部小说，只有创造能力，而完全没有判断力。或者说，我对我写的小说已经拒绝作判断。
5、黄碧云 电子书
(1)、武侠是香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浓墨重彩之笔，提到金庸，自然不得不想起倪匡。虽然倪匡先生写文章是出了名的快，不免行文间略显粗糙，但文采不可掩盖，各种奇思怪想确实令人佩服。《卫斯理》系列包括了很多的“悬疑灵异”小说，每部篇幅都不长，可以作为茶余饭后不错的消遣。毕竟倪匡真的是个编故事的天才。
(2)、后殖民主义是论述权力的转移。后殖民写作是论述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一种抗议写作，它将自己定位为弱者。走出后殖民写作，意味着写作姿态与发声位置的调整。就作者的写作姿态而言，一方面作者不以自己为弱者去逆写、颠覆、改写。另一方面，警惕从弱者逆转为强者的“凝视”，“如果弱者和少数人被界定为弱者和少数人，当他们有了弱和小的身份以后，最弱最小最无聊的都可以成为大”。(5)黄碧云先期以极端个性化的暴烈残酷炫技般的“怨女”写作确立其“扬眉女子”的香港文坛身份。为何要替女子扬眉发声？黄碧云如是说：“女子和殖民地居民，同样是客体、是他者，在历史和知识论述之中，静默无声。”(6)然而，内部的性别宰制使殖民地男女无法结盟。殖民地女子遭到内外的“双重宰制”——“那个操的国度，操的语言，从来不属于我们。那是一个入侵、征服、破坏、强暴、控制的语言国度。被入侵、征服、破坏、强暴、控制的他者，可以是黑大陆，可以是‘处女地’，可以是女子──殖民地是女子”；(7)“殖民地子民──连殖民地子民这么委屈的身分，都是传男不传女的。殖民地子民愤怒了：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将我们女性化、矮化、儿化、无知化、无力化。对这些屈辱的殖民地子民来说，女性和矮、儿、无知、无力，意义一样，都伤害了他们高贵的自尊。他们的高贵自尊里面，只有他们自己，知识分子，男性，专业人士，一家之主；工人、无产者、同性恋者、伤残者、女性、异教徒、儿童，都没有份儿，他们不知道她/他们的存在──后殖民论述，原来没有联合阵线的。各人自求多福。”(8)“后殖民思维有没有女性的语言？”黄碧云曾经找到了后殖民思维中的女性语言即——为了温柔而暴烈，“温柔与暴烈，并非装饰性美文，修辞学的对比。我讨厌装饰性美文。温柔与暴烈的意思是，如何以温柔去包围暴烈。不是征服，是包围。不是操，是满足。”(9)黄碧云试图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结盟，将帝国与男性他者化，以期达到对殖民地女性“双重否定”的“双重抗议”“双重改写”。这种抗议写作集大成者为《烈女图》(1999)——“从世纪初的残酷，到世纪末的狂欢，香港女子的百年故事，一切都指向孤寂，最具代表的命运之书。”(10)
(3)、“她是我知道唯一穿旗袍绣花鞋上课的女学生，真造作，但很醒目。我记得那是一双极艳红的绣花鞋.她剪着齐耳短发，经常垂着眼，低头记笔记，一副乖学生的模样，但她涂着桃红寇丹——涂寇丹的女人都是坏女人，不动声色，在小处卖弄诱惑，更加是彻底的坏女人了。我不知道我会喜欢坏女人。”
(4)、2004年“我理解的‘后’甚至带点邪气、不恭，广东话就说好‘阴湿’，所以我的‘后’是愉快的。”黄碧云对后殖民的理解尽管与前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实践方式不同，但言语间洋溢着沾沾自喜的女性“阴湿”特权，以非男性的“邪气”暗中抗拒，依旧将自己留在后殖民思维当中。殖民思维是东西方之间“是与不是”“我与他”之二元秩序的建构，后殖民则以“暴烈”作为情感动力，以“对抗”作为策略，以“革命”“自由”“解放”作为解殖的途径和终极理想。后殖民写作拒绝被定义，被归纳，被典型化。黄碧云的后殖民书写视域是宽广的，并不局限于香港，她以跨国视野书写的殖民地历史与故事因而有其独特性与深刻性——“犹疑的第三立场”，“第三立场是暧昧不定的创世”。然而后殖民之后呢，回归以后，香港解殖之宏大叙事的正当性某种意义上已经失效。经历“失城”(香港)、“环游”(世界)、“回流”(香港)，理智之年重返香港文坛的黄碧云思考走出后殖民写作之必须与必要：沉默的不只是“她者”，也是“他者”，非殖化不意味着解放，后殖民抗议写作可能因对象的宏大而陷入无目标性的情绪宣泄。走出后殖民写作即是对性别对立、绝对强弱、中心边缘之立场的修正与调整，不再局限于对殖民历史、女性历史的“逆写”，也不泛泛书写世界范围内后殖民的普遍状况，而是以非虚构写作的介入姿势深入香港当下的现实：既写都市的(湾仔)地方志、无声的被忘却的底层，也触及香港日益尖锐化的青年问题。
(5)、而黄碧云是谁？在香港这片窄小且并不丰腴的文学土地上，她的名字，常与亦舒、张小娴列在一起，被认为同是为这座都会城市立传的女性。
(6)、小别数星期，她没有瘦，也没有憔悴。我细看，她的脚甲仍旧剪得整齐，寇丹好好的，艳红如常。她床上多了几只布娃娃，此时她手抱小白兔，熟睡如婴。何等安好。我走了她仍然生活得很好。太阳仍然爬上，夜幕一样垂，夜央三时，一样有人熟睡有人清醒。——黄碧云《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7)、读《熊镇》时，漫不经心地读到一句话，当它在我的脑子里一闪而过时，我瞬间就想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句话是：“责任是一种负担，自由是一种欲望。”我觉得用这几句来解释米兰 ·昆德拉提出的爱情中的“轻与重”的关系再好不过。米兰·昆德拉在书的开头写到：“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8)、“这是一个卖笑的社会。”《喜宝》的主人公说：“我不介意出卖我的青春，青春不卖也是会过的。”可喜宝再倔强也终归是个女人，当被问道“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她的回答是：“爱。如果没有爱，钱也是好的，如果没有钱，至少我还有健康。也不过如此。”
(9)、从早期创作到2018年最新的非虚构小说，黄碧云对左翼运动的记忆以及情感并未忘却，而是通过某一个契机被征调出来。《卢麒之死》最后一章从1960年代回到2016年，香港旺角大年初一开始引起的骚动。借《卢麒之死》重返1960年代——香港历史的重要转型期，运动频频社会动荡。卢麒等一批已落足香港本土的年轻人为个人权益而进行的社会抗争。殖民时代的社运与回归后的学运/社运之间建立了某种历史的关联性。不同于黄碧云对其早期小说左翼书写的虚化处理，《卢麒之死》以非虚构的方式正面呈现九龙骚动。如果仅将黄碧云的小说归入“怀旧”模式，显然轻估了她的思想锋芒。黄碧云即使对火红的年代有某种情结，但她依旧是个执着的怀疑者。“‘火红年代’真的那么火红吗？几个学生，几个社工发动的小规模社会运动，真是那么值得传诵吗？真的那么不能忘怀吗？那么神妙吗？还是这是几个人的浪漫情怀编出来的传说？”(28)征调火红年代的历史、情绪来回应当下的香港问题。这大概就是黄碧云以非虚构的形式写社运历史的由来。
(10)、由于年岁渐长，我对身边事物的态度逐渐宽容；本着自己还不如人家的态度，我很少抨击这些“畅销书”的不足。但往往在合上书本的时候忍不住感叹，怎么这样的书也能印刷出版？对于读者的意义何在？
(11)、(8)黄碧云：《后殖民志》，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0页。
(12)、黄碧云：没有什么重要的。但我希望把剩下来的生命用好。现在写每本书，我都有种它也许是我最后一本书的迟疑，所以写得越发艰难。年轻的时候，死亡是个文学命题，我二十多岁刚写小说时经常觉得死一下很不错。现在，死亡是个生活命题，我希望我可以好好面对。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温柔和有尊严的。
(13)、但是特蕾莎不一样，托马斯爱上了她，就因为六次的巧妙的机遇，他爱上了这个纯真的女人。他留她过了夜，并且和她生活了一辈子。特蕾莎对托马斯的爱情是理想主义者的。她做爱时，“在她体内的喊叫，是为了表达她那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的爱情，要消除一切的矛盾，消除肉体和灵魂的两重性，甚或消除时间。”
(14)、
(15)、 我向医院及大学请了一个月的病假，还没得到批准，我便离开了三藩市。
(16)、 我开始申请转移到加拿大去实习，找房子，找钱。这时我遇到赵眉，赵眉是一个中法混血女子，我迷恋的是她一双尖牙以及近乎光头的短发，鼻上戴了一只小钻石，颈旁纹有一朵红玫瑰。
(17)、特蕾莎说。她把托马斯的手抓得更紧了，又睡着了。托马斯知道，此时，特蕾莎正在一架飞得高高的，飞在星星上面的飞机里，透过舷窗往外看。所以当灵魂超过肉体的欲望之时，爱情显得多么美妙啊。
(18)、(30)黄碧云：《卢麒之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65页。
(19)、爱情是什么？玛格丽特·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20)、黄碧云并不掩饰她的不再年轻。“我今年五十岁了”，她不止一次地说。
(1)、南都周刊：这几年很少听到你的消息，早年的书也很难买到。很多香港作者的书都出了简体版，你有内地出版计划吗？
(2)、而她笔下的城市风貌，我以为就是上海本来的样子－－钢筋水泥的石头森林，妆容精致却神情委顿的白领，流淌着秘密与欲望的写字楼格子间，拥挤不堪气味复杂的晚班地铁……在安妮宝贝营造的世界中，人们在热闹喧嚣的都市中生活，却倍感孤寂；虚与委蛇的举止背后，都有着想要逃离的歇斯底里。
(3)、 不可知没有内容：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所恐惧；不可知的对象，还是对象吗？说灵魂不灭，说往生，说地狱、火焰、六道轮回，尝试给我们的恐惧，一个具体内容；或鬼，鬼不是像人又不是人吗？如果我们确实知道，鬼不过是像人的漂浮物，所能做的不过是扬过，有什么可怕？鬼为何要在暗处出现？因为鬼知道鬼不可怕，人只怕黑暗不能视，借暗吓人；所有人描述的不可见未来，给予此生的形象，火，牲畜受苦，干热土地，让那，让最后，不那么不可知，就不那么可怕。
(4)、(13)杨曼芬：《评黄碧云》，《妇研纵横》(台湾)2011年第94期，第61-75页。
(5)、南都周刊：对暴力主题的迷恋，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
(6)、全书中这样冷静睿智的思考还有很多。因为收录了多篇散文，她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得以被读者阅知；可以看出，宗教对她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阅读涉猎的影响非常之大；她也在书中跟读者分享了自己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她的旅行、她的思考、她的爱好、她的女儿。图片来自网络从《告别薇安》到《月童度河》，从安妮宝贝到庆山，新京报评论她“改变的不只是笔名”；我作为读者，也更欣欣然地看到她一路走来的转变。哪怕她早年的文字再离经叛道、叛逆不羁，那也代表着当时的她真实的思考和生活；而阅读她文字的我们，现在回首看去，哪怕当时的自己再肤浅，以至于盲目到要用一些晦涩冷漠的言语来显示自己的不羁---但那终究是曾经的自己，我们只需要，对当时年少的自己微微一笑。